终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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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太阳把整个教室照得昏黄一片，我直直地站起来，朝教室外走去。——老师还站在台上念ppt：“纺纱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什幺？”台下像往常一样乱糟糟的。后排有人趴着睡觉，有人对着手机屏幕发出吃吃的笑声。前排零星坐着几个学生，面对黑板呆若木鸡。抛出问题就像把小石子扔进不见底的洞里再无回声，而她对此早已习惯，因此她继续有气无力地往下念：“最后一道就是细纱。”
我站起来。她并没有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在这所位于郊区的大专，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课堂上发生，没有拳拳见肉的冲突把教室搅得一团糟已经谢天谢地。于是在她的声音里，我穿过后排浓浓的香烟味，小心翼翼地跨过一条挡住过道的腿，朝后门走去。期间一个人擡头看了我一眼，随后飞快地继续返回面前的游戏屏幕。那是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刚入学时，这双眼睛的主人曾彬彬有礼地对每个同学说，你好。我和他在同一个班级，上着同样的课，浪费了同样的两年时间，并且不熟悉彼此的名字。
两年过去了，他已经把自我投入进游戏里，那是一个生与死都更干脆些的世界。而我不比他更好。
我走出教室，走出破败的教学楼，朝那片荒凉的小土坡走去。最初入学时，我曾打算在这里种一些花，就像期待自己会生根，那时我带着愚蠢的微笑注视着这片土地，心想有朝一日这里会成为一片花圃。但那些种子没有一株穿破土面。如今，它还是一座土坡，并且比两年前显地更硕大空旷了一些。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有些诧异地低头辨认了一下土坡的边界处，发现它的黄沙在不断侵蚀周围的地面。
我在土坡上坐了一会，想在离开这所学校前的最后时刻，稍微哀悼一下自己过去的两年。风把细沙吹得打旋，不远处低矮的教学楼歪歪扭扭。天空很低，我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感受。于是我站起来朝校外走去。
郊区的快递分拣厂有很多，我沿着歪斜的街道走进其中一家。路过的大卡车轰隆隆的声音里，我扯着嗓子对守门人吼：“来上夜班找谁？”守门人从保卫亭子里探出头，以同样的分贝吼回去：“车间门口。”
车间平躺在巨大的水泥空地上，像一头沉睡的兽。抽着烟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显得渺小而不堪一击。我快步朝那里走去。随着我的靠近，车间在变得越来越大，并且传来嗡嗡的声响。“我白天打过电话，想来干夜班。”我说。他潦草地点点头，示意我需要上交手机和身份证。
好说。好说。我随身携带身份证就像携带自己的人生，方便随时离开，也方便随时出卖。既然已经打算把力气和生命力卖给这家快递厂，身份证自然也可以交上去。
“你还在上学吗？”接过身份证后他漫不经心地问，“附近哪所？”
“我是A大的。”我信口开河。A大是S市最好的大学，在这个郊区有分校。我看到过里面的学生，他们骑自行车时风驰电掣，好像拥有光明的未来。
我骑自行车也很快。
他面无表情地戳破了我的谎话：你是A大隔壁纺织学院的吧？
就这样，我留在了这里。
夜里，我站在传送带分叉的一个节点处，马不停蹄地分拣快递。A类包裹送到一号口，B类包裹送到二号口，依此类推。站在相邻节点的常是同一个中年女人，消瘦，对拼音毫无了解。在漫长的车间分拣工作中，她根据不同字母的形状，在A、B、C与数字1、2、3间建立起了一对一的联系，后半夜众人怠惰时，她动作仍旧熟练、迅速而准确，“为了生活嘛，辛苦一点没什幺。”她说。这些天赋让我叹为观止。她有个孩子，明年就要读大学。“到那时候就都好了。”她满足地叹息，这是她守护自己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几乎让人爱上她的生活。
天蒙蒙亮时，工人们结束夜班、鱼贯而出。那时正好是通勤赶地铁的时间，郊区到市区需要两小时。昏昏欲睡的人前往上班的地铁，昏昏欲睡的我骑车返回出租屋，摇摇晃晃的醉汉在马路牙子上哭号或自言自语，精神抖擞的野猫在巷子里流窜。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血脉与地下河，只是有些洁净无菌，有些携带病毒与灰尘，有些已经开始腐烂。一次路过焦化厂，低矮的围墙上，有人留下意味不明的句子：“无 害 人 会 健 康 ”。我能想象到那个人醉醺醺趴在墙上涂抹出这些字的样子。这句话像一句晦暗的咒语，在无数个夜里盘旋于我脑中。
如果群租房没有奇怪的动静，我倒头便能睡着，然后在午后顺利醒来。闷热的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我会打开一个没有流量的网站，开始在上面写浏览率极低的故事。
那些故事都是我夜间在流水线上机械操作时想出的，置身于其中如同置身于梦境。只是自始至终我都不清楚，在做梦的究竟是我还是那台传送带。后半夜白炽灯把九米高的车间照得很凄凉，传送带依然不停歇地运转。我想，其实它才是真正有生命和能动性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携带着源源不断的包裹像我奔来，不疾不徐，我感到自己的动作前所未有的呆板和迟缓，“快，快。”它催促着。黑色的斑点在眼前膨胀收缩，包裹上的拼音隐没进斑点的海洋里，我辨认不出具体内容。太阳穴又冷又热，眼前一片黑暗，我看不到自己的动作。下一个节点处的女人发出不满的声音，我妨碍到她的工序了。我有些害怕地命令自己：“下一秒就要恢复视力！”但并没有效果，那片令人晕眩的黑暗仍盘旋在眼前，我于是更加用力地命令自己。随后地面砸在了我的脸上。
再醒来时我半躺在车间靠墙处，一个瘦削的女生蹲在我旁边，端着半杯水。我发现自己手里蜷着几颗大白兔奶糖。“这可是必需品。”她说。看到我打算站起来，她有些慌地把我按了回去：“快趁机再休息一会吧，这种机会可不多。”我注意到她鼻梁很高，眼角尖而细。
监工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女生朝那个方向看过去，耸了耸肩，有些满不在乎地笑了。监工于是半威胁半玩笑地骂了几句。他让我想到纺织学院里教导主任的脸。一阵恶心又涌了上来，我往前倒去。她凑过来稳稳地扶住我，声音清朗：“不用很认真啦，反正工钱是按时长算的，混到天亮就到手。”这幺瘦的人，力气竟也这样大？我看向她身上套着的宽大背心，上面印有XX快递车间的字样，倒衬得她的下巴更瘦了。这张脸阴恻恻地、破罐破摔地冲我咧嘴一笑，冒出车间里工人常说的那句话：“枪在人在，枪毁人亡。”她说可以叫她小芦。
于是，我随身携带的东西变成了身份证和大白兔奶糖。我把小芦写进了自己的故事，朦胧的雨季里，她穿梭在山林间，是一名沉默的刺客。
就这样，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断绝和父母的联系——长久以来这联系令我痛苦无比——自己顺利养活了自己，同时还有做梦的机会。虽然我的手因为长期作业已经贴满绷带，虽然每个夜晚都漫长无比——“几点了？”我常小声地问小芦，她总有办法戴着表混进来，随后收到答复：“不到零点。”于是我在心里大叫一声，想昏死过去——虽然我写的故事平庸而乏味，但是还好，我有做梦的机会。我觉得我有前途，眼下越是悲惨，我就越有前途。
可是有一天，我的身份证丢了。
这不是我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吗？我想丢掉自己的过去。我想丢掉自己的名字，然后像块石头滚来滚去。如今，这成为现实。车间经理把身份证还给我的第二天，我便搞丢了证件，一起消失的还有大白兔奶糖。
可以补办！身份证丢了应该补办！
但是身在外地的我，需要回家带本人的户口本去派出所，我费尽心力逃出来，便不可能再回去。
房租！没有身份证怎幺续签租住合同！
我住的是被S市三令五申禁止的群租房，它的存在本身就违法，倒不介意再违法一层。我和二房东通过app联系，签订协议时用之前的身份证照片即可。
工资！没有身份证怎幺领工资！
从上交身份证的那一刻起，我和车间所有工人一样，变成了匿名的工作者。进入车间时，刷身份证的机器形同虚设，我刷自己的脸，机器上出现的是我不认识的人的名字。最初我因为好奇想仔细看一眼，却被监工大吼“快走！”，我诧异地回头，看到她的脸，那是一张愤怒的、几乎带有仇恨的脸。在充满我不了解的暗箱操作、以此克扣工资的车间里，我们实际上是谁并不重要。身份证，没有人在意，劳动力才是最重要的。
真好。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真正让我有些伤心的是，奶糖不见了，在晕头转向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这是一条无人的沿河小道，我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发现它因为没电关机了。
眼前光斑越来越多，竞相闪烁。我感到呼吸在变得困难。一部分意识要沉入更深的地方去，而我感到自己同那个地方无比亲近，只要能同它融为一体，所有的痛苦都会消失。
这会是我的一生的结束吗？我打了个冷战，一股力量驱使我开始大喊（事实上发出的声音细若游丝）：“有人吗？”
于是，河边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转了过来。那是一个人戴着兜帽，一个男生。
他似乎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凌晨惨白的光线下，我看到他转过来时动作迟缓、神情空白，这神情给我的感觉是，他忽然不认识自己眼前的一切了。我开始后悔向这样一个人求助，因为我无法预测他下一秒会做什幺。他缓缓走了过来。河流黑漆漆的，风又轻又急。天空劈头盖脸砸了下来。我张了张嘴，想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可是，还没有开口，我的意识就陷入了黑暗。
很久以后我将知道，许多夜晚，他都这样站在河边看向对岸。对岸是阿秋所住的小区。他们一起在S市最好的初中就读，一起去S市最好的高中，然后再——顺理成章地——一同考上S市最好的大学。他是A大足球队最出名的前锋球员，也是小型电影社团的活跃组织者，读大学的几年里零零碎碎拍过一些短片。
有一天，秋对他说：燊，我拿到美国那边的offer了，我想去看看。
他想问，你还会不会回来。想问，我们曾经不是打算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吗？但他只是沉默，然后说好的。
那条黑漆漆的河叫苏州河。它穿过上海市区，缓缓地向更东处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