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杂论两篇

(写作过程中一些杂谈,后续若还有,也更新在这里)

一   【论父母与母父】

二   【论加冠与及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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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父母与母父

有朋友在评论区给我回复,说既然是女尊母权的小说,那幺应该改父母为母父。我也在微博和晋江看到过这样的观点。

但我认为,词汇的用法应与文章的背景相关,若这篇文从古至今就是母权社会,那幺母父的说法自然没有问题,因为在这个社会背景中父前母后反而没有生长的温床。但这又延伸出另一个问题,父母改母父好改,但官名和爵位呢?公侯伯子男又要改成什幺呢?一些成语是不是也要改?改了读者能理解吗?想想就有点麻烦。

而若是如本文设定的这种从父权社会转向男女平权的类型,不论是自然转变还是强制变革,都很难一下打破几千年的语言体系。语言文字的改变应是自下而上的,就好比现今关于“的地得”的用法变更,官方的这一变更的源头在于有很多的人已经在如此用了(此处不论此事的好坏),而若是没有庞大的人群在使用而由官方自上而下的宣布改动,那幺就会引来无数反对,学界自不必说,连没什幺文化的人也要说官方多事。同样的道理,当所有的人都接受母高于父,世系传承皆依赖母系而非父系之时,母自然就在父前了,此时不必改革,文字语言自然依时而变,到了那时应也会有许多基于母系的爵位官位俗语诗句。这是自然演变的逻辑。

当然还有另一种强制革命的演变,这就是带着极强的目的性,甚至说目的不在于真正地改变语言,而在于一种自上而下威慑和宣告,是上位者在告知世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这一事情,连带着背后的利益和阶级都要跟着一起变。这就有些类似清朝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头发真的那幺重要吗,不是的,重要的是那背后代表的汉人江山和文化传承、以及汉人各阶层的利益,清朝用什幺来保证这样的宣告威力呢?是军队,是嘉定三屠。

文字和语言是表象,深层的东西是利益。上位者若是要去做文字和语言的改革,等于是把利益战争从里层拖到了表层,是撕破脸的战争宣告。但这并不划算,能凭着喜好杀得人头滚滚的帝王到底还是少数,更合理的逻辑是小心翼翼地端着锅,一根一根去慢慢抽掉底下的柴,失了柴薪火也就燃不了多久,而非扬汤止沸。

另外还有一点是,改革是复杂的,这里头包裹的利益是多重的,男女是一重,央地是一重,世家与寒门是一重,文武是一重,君权与相权是一重,剥削与被剥削又是一重,而这里面的每一重又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个人他不能简单地被划为男或女,从而让他们对立,他作为一个男性的同时他可能也是贫民是被压迫者是弱势者,而另一个她是女性的同时她又可能是君是世家是剥削阶级是上位者,这样的两个人的对立是男女问题吗?是也不是。那幺如何去定位关系?应是抓主要矛盾,且这一主要矛盾是变化的,当争斗的双方主要矛盾在于男女利益的时候,那是男女问题,若主要矛盾是上位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那这时的男女便不是主要问题。

我认为写女性变革的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实现,我看的最多的是暴力革命,这确实很爽,一把犁个干净,在新的土地上重新耕耘,这也合理。但还有一条路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利益纠葛里找到可以利用的地方,挑动主要矛盾的同时,去争取某一方的利益,这是权谋的路子。这很难写,但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利益是变动的,矛盾是变动的,而在变中抓住那个核心的眼,这种能写好是真的会很酷,我大约还做不到。

再一个,父权、母权与女权都不是一回事,此处讲的所谓以母为主导的权力体系实际上是父权的变体,而非通用学术意义上的母权。母权社会与父权社会的特点和变迁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中论述得十分清楚,此处不做赘述,但至少母权不是简单的把男性的地位全部置换成女性。而父权也不仅仅是在讲男人和父亲,而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本文设定下不过是将这个体系里的男性角色换成了女性,而本质的剥削压迫关系是没有变化的,爽归爽,但其实也是批判对象。我觉得君臣父子是对这个权力体系特别好的一个概括,改父为母,大概就是君臣母女,但即便如此这四个字里依然包含着天然的阶级秩序。这是社会生产力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这套阶级秩序才会与封建社会的底层逻辑配套。

回到开头,我认为是否要改用词取决于文章的背景和基调,改词简单,但背后的逻辑不是简单地改了词就能跟着改的。比起实际的利益所得,语言文字真的就只是小节了,若上至朝堂下至贫民之家都是女性绝对权威,那一个表述谁前谁后又有什幺好在意的呢。只要底层利益撬动了,社会结构的基石打好了,一切的话语表述自然而然也就会转变侧重,新的总会替换旧的,在时间的长河中该变的自然会变。

另外,本文设定不是母权女尊,女君女爵女官不是天然存在的。设定是永初帝靠一己之力收拾山河,是传统暴力革命的路数,而她手下的人是有男有女的,她要把女人的权利扶起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合理性,但又要去平衡手下的男女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必不可能直接变成母权或者女尊社会,因为这样她坐不稳江山,原本支持她的男人也会反对她。

但只要她犁过的地方,如鹤州,女人的地位是和男人平等的,性别的对立是小的,而其他利益的对立是依然存在的。而没犁到的地方,如沁州,便没有走出破而后立的一步,就较大程度保留着原有生态变成了一个遗留问题。永初帝、卫杞的母亲和卫杞,作为统治者,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皇权君权,她们扶女权也是因为这个,而不是因为真的要把天地乾坤翻过来。这是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

我尝试去写这个复杂的社会、多元的矛盾,去构建一些我自己觉得有趣的议题,试着埋了一些深层的线,里面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讨论,诸如女性力量的崛起对封建王朝的多元矛盾的影响之类,男女问题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个点。若大家愿意挖掘也可以与我探讨。若是没有看出来,那也不是什幺大事,应是我笔力不足,尚不能把控到位,那诸位便当爽文来看即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就已很好了。

*此前关于母权的论述与用词有不当之处,或有歧义,已有更正。202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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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论加冠与及笄

看见有人问为什幺采用原是用于男子的弱冠,这里略作解释。

简单来说,我就是不愿意用女子十五及笄,一是十五岁太小,二是冠与笄意义截然不同,我选用更有政治意义的那一个。

虽然加冠及笄都是成年礼,但二者的意义截然不同,并不仅仅是男女形态上的区分。

《仪礼》用了一整篇《士冠礼》来讲加冠的流程和礼仪,《礼记》也有一节专讲《冠义》,“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说人的根本就是礼义,礼义就要从仪态服饰举止开始做,冠礼是一切礼的开始,所以很重要。

冠礼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贵。是要启发其立志向上,加冠之后代表这个小孩成为了成年人,代表着这个人拥有了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他也拥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利,顺便也能成婚生子组成自己的小家庭。天子诸侯就算年纪小也会提早让他们行冠礼,以让他们尽早执掌国政,就是因为冠礼有着这样政治意义上的宣告。冠是对这种身份、权利的一种具象体现,所谓“君子死而冠不免”,不是迂腐地执着于服饰,而是说冠是君子的气节和尊严的体现,所以冠是与君子绑定在一起的,背后是一整套儒家的逻辑。

而对及笄的记载是什幺,“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曲礼),“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礼记·内则)。礼记讲教育孩子,十岁之后,男孩居宿于外,学书计,十三学乐,二十而冠学礼,三十有家室,四十出仕。对女孩呢,十岁就不出门了,教她们婉娩听从,学女事,十五笄二十嫁。

可见,加冠是与政治、与志向、与所有宏大高远的东西绑定的,而及笄是与结婚绑定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对于男性,要求他们有高远的志向,成为一个坚毅的、成熟的、有责任感的人,娶妻成家只是他的人生中的一个部分。而对于女性,出嫁成婚是她人生的全部。男女本无高下差别,从这里开始就有了。所以我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很喜欢及笄。

虽然满篇的男尊女卑,但古典文学里面的一切都带有时代的印记和缺憾,对其的态度应当是去粗取精,比如男尊女卑自不可取,但讲一个人在成年之后需要承担义务,要扛起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得要求自己做一个智信仁勇严的人,这有错吗?当然没有,这与现代的公民价值观同样是吻合的。所以凭什幺这些好的宏大的高远的有价值的东西就必须打上“男”的标签?

同样的还有君子和士,古代的君子和士是男性,但现在的女性就不能用君子之道要求自己吗?就好比古希腊讲的公民只有成年男性,而现在呢?君子和士是中式美学和中式哲学的顶点,是中式思维绕不开的名词,如果将之与“男”绑定,而舍弃之,那所有中式的故事都没法写,我们脚下的根基同样荡然无存。但如果把君子的范围延伸到人,如何做一个好的人,逻辑不就通顺了吗?这个“人”本就该没有性别色彩。

类似这样的矛盾在我写作的时候遇到很多,比如形容词上,俊、帅、器宇轩昂、玉树临风……通常可能多用于男性,但为什幺不能用于女性?女性不能英俊吗?女性不能帅气吗?女性不能丰神俊朗器宇轩昂?就非得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选用的词汇不一定合理,但诸君搜索形容男性的成语和形容女性的成语,便能明显感知到我说的这种区别,这同样是中式传统对男女定位的不同导致的。

我写朝堂上的女人刻意回避了那些自带一些柔弱属性的所谓女性形容词,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为什幺有些男性化。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刻意营造的男尊女卑,这个世界对男女的要求应该是一样的,是坚毅、担当、勇敢、正直、聪慧、博雅、坦荡、大气,他们的美是健康的向上的美,是生机,是活力,是扎根的树,是浩荡的风,是做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一个更好的女人或男人。

我们为什幺要回避那些带着男性标签的东西?这个东西打着“男”的标签,所以排斥它、它不该出现在女性的世界里,用了就是轻视女性,是在写男……诸如此类论调,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对此我只想问,为什幺?如果因为传统的东西都带男所以都要舍弃,那还剩下什幺呢?怕不是只剩下女卑的那些部分了,难道要去迎合女卑的传统吗?为什幺不可以把那些本带着“男”的有价值的东西泛化,把它的标签从“男”变成“人”?

在这篇文里还有很多这种东西,比如礼仪、官制、官服,这些我大体都采用了传统中“男”的部分,这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角色成为男性吗?并不是。一是因为历史之中没有纯女性的东西给我参考;二是同加冠及笄一样,男性的那一套带有了更强的政治意义,我选择更有重量的那一套;三是,不是我用了这些形制所以我的角色像男,而是因为女性也能用这些东西,也能享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权力,所以这些东西不会再与男绑定。与现在的裤子、短发一个道理。她们可以穿襦裙带钗簪,也可以穿大氅穿直裰穿道袍,不过是一身衣服,凭什幺不能?

女性特质不在表象,而在内在。而什幺是女性特质,我说不清楚,我也仍在探索,甚至我写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也在想我的角色区别与其他男性角色的点在哪里呢,讲不清楚,但我认同一个道理:女性之中也是什幺样都有的,好的坏的,善良的恶毒的,这都很正常,不应用简单的“像男”来做切分,用一些形容来限定女性同样是一种对女性的限制。

回到加冠和及笄的问题,也有些作者选用了女子及笄的典仪而剔除了与婚嫁的绑定,并赋予了及笄与加冠同样的重量,这种处理当然也没有问题,其背后意义是一样的,选用哪种只是个人偏好,言之有理即可。形式只是表象,何必追究细节?只要内核是积极向上的,那幺就是一个好的女性故事了。

我们的修行,不是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女人,也不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男人,而是如何去做一个更好的人。

一些浅见,与诸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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